×

Loading...
Ad by
  • 最优利率和cashback可以申请特批,好信用好收入offer更好。请点链接扫码加微信咨询,Scotiabank -- Nick Zhang 6478812600。
Ad by
  • 最优利率和cashback可以申请特批,好信用好收入offer更好。请点链接扫码加微信咨询,Scotiabank -- Nick Zhang 6478812600。

陈丹青:骄傲与劫难——记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陈丹青:骄傲与劫难——记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

小引

  老校友回忆,“文革”前中央美院附中有位看门老汉,每接电话,头一句总是曼声应道:

  “我中央啊!”

  这不是笑话,真人真事,亦且老汉懂语法,说得并没错:“中央美术学院”一词,主语不是“美院”,而是“中央”。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借人大会堂开大会,每张桌子搁块各省的字牌,我理所当然朝着“北京”那桌走,半道给人一把拉开,引去“中直”那一桌。我不懂,问了,原来是“中央直属”之意,意思是中央美院不归北京管。我当下反感:一帮画画的,闹这些名堂做甚?!坐不片刻,就去四川东北那几桌找穷哥们儿抽烟聊天去。

  中央美院的前身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名平实。其时 “北平”不是京都,“国立”亦非“中央”之意,而“专科学校”自有专科的规矩——与我在纽约做了十几年近邻的金高先生,即在 1948年入北平艺专,是个民国学生,1952年毕业,可就成了光荣的中央美院毕业生。日常闲谈,她说起美院五十多年前上课的情节:

  原来金高那代学生的一年级教学,竟由徐悲鸿亲自任课,戴泽辅助。徐先生教大家怎样起稿、怎样观察、怎样校正修改、怎样收束一幅画,以至纸张铅笔之类工具用法,都在讲演之列。有位学生自作主张将炭黑涂满全纸,擦出石膏的亮部,徐先生进来,一声不响,亲手抹净,然后告诫全班信守步骤,不可胡来。学生若是出外写生,回校后,徐院长常会自己跑去宿舍看他们的画儿。

  二年级任课老师是谁呢:吴作人与董希文。到了三年级,好规矩大致养成,这才交由李宗津冯法祀等青年教师带学生,包括“解放区”来的画家,其中就有70年代末教过我的林岗先生。“嗨,那会儿他还是个帅小伙子!”金高笑说,“咱们班男生跟他说话,勾肩搭背呢!”

  以上国立艺专的老规矩,今天听来简直天方夜谭:如今艺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谁在教?

  金高的夫君王济达,雕塑家,是1953年美院附中建校第一批学生,只见得徐悲鸿先生一面:“哎呀,当时那份儿崇敬啊!咱们这些孩子在礼堂里排成一溜,挨个儿走到徐先生跟前,鞠一躬。徐先生穿件白西装,坐那儿,朝我们笑笑,点点头,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

  那年我才出生。二十五年后考上美院,正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距今,也正好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前,“文革”乍歇,百事待兴,所有单位的“老领导”、 “老权威”要么刚刚被“解放”,惊魂甫定,要么政治结论尚在“待批”之际,以致许多重要的官位职衔虚悬着,中央美院院长之名前面遂加一“代”字:怎么代法,不知,谁在“代”,亦不知,一说朱丹,一说古元,一说罗工柳,所以至今我也说不出上学那年“代院长”到底是谁。直到翌年年底,尘埃落定:正式出任院长的,是美术界头号大“右派”江丰先生。

 记得那天全体师生大礼堂开会,文化部部长黄镇起立宣布江丰任命,众皆鼓掌。接着又宣布:“吴作人先生任名誉院长”,又是鼓掌。吴先生穿件中山装,因与隔在桌子另一端的黄镇相距甚远,特意欠身前倾,浅笑着,遥向部长,点头示意。

  江丰复出一事,颇可一说。全国“右派”的正式平反是在1979 年,此前,国中“左”“中”“右”势力尚在明暗间彼此较量,较量的焦点,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艺界亦不例外。一时间,院内上下忽儿窃窃议论江丰亦在复出名单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丰案,牵连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与恩怨,建国后美院头一场重灾便自江丰获罪始,“文革”,是其后的升级与失控,中老年两代教师备受创伤。待局势和缓,我辈上学,于是有“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给我们私下里讲说美院旧账——不记得怎么一来,我所在的油画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学生张颂南、老附中生孙景波等几位动议:写大字报吁请江丰复出,看看能否赢得院内老师的签名支持——此举若由教师出面,动辄触及众人的宿疾旧怨,殊不宜,若非及时呼吁,则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报果然写了出来,谁纂的文稿,写些什么,忘干净了,抄写者竟是我,抄完了摊在教室地面,墨迹湿漉漉的。是在夜里,灯亮着,有谁叫了侯一民先生进来看,他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还未表态,当时仍然健在的赵域老师到了——这赵域老师怪人一个,延安资格,进城后据说满可做到师团级之类,却是硬要学油画,结果后半生给了美院了——只见他喜滋滋读了一遍,口气干脆:

  “老侯啊,我看可以,就这样贴出去!”

  我们于是蜂拥下楼,“就这样贴出去”,贴在老美院U字楼正厅的破墙面上。翌日,大字报剩余的纸面签满了老师的名字,凡美院声名卓著的画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

  如今想来,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后美院高层人事的更易,开其端绪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其时大字报余风犹炽,正式禁止的中央规定是在一年之后。而美院这一纸签名是否果真促成江丰的复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许被用作上报文化部的基层“民意”?抑或高层早有打算?老江丰在美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年,连美院60年代的大学生也没见过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轻人欢喜起哄,多半是当年急待局势变化的普遍心态吧。

  不久后的一天,我竟和别的几位同学坐在江丰破烂的家里了。谁的主意,谁引见,说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寻到长安街西端一条沿街的胡同口,经人指点,只见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活像看管自行车的居委会老头: 这就是那位解放后接管美院即诅咒国画家的极左分子么?(讽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错划”的党内 “右派”正是顽固的左派。)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艺社”的左翼木刻家么?(日后在鲁迅与艺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么也认不出哪位是他。)他长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样,讲话轻声细气……又过了不知多久,一辆黑色轿车轻轻开进美院:老江丰大衣拐杖,慢慢下车,正式上班了。

  那时美院的书记是谁呢?书记是陈沛。这样的延安派老革命现在是看不到了,说话音节顿挫,总像作报告,“文革”中自不免斗过一斗,此后照样披件呢大衣,戴顶干部帽,精神抖擞。1979年寒假将届,陈书记站在大礼堂正中,身后是黑压压刚吃完聚餐的全体师生成扇形环绕着他,环绕着大礼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听他扬声说道:

  “同志们!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以毛泽东式的手势朝空中猛一挥,他提高嗓音: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语毕,喇叭一阵杂音爆响,随即是被过分放大音量的《蓝色多瑙河》,旋律猛烈,弥漫全场。大家漫入空地,磕碰着,哗笑着,拢腰搭肩,群相旋转,跳起被禁止十多年的交谊舞。

美院的老师(1)

 投考美院不知院长为谁,但我确知谁将是指导老师:在一份报纸的下端,1978年出现了中央美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栏目:

  教授,吴作人。

  副教授,侯一民、林岗、靳尚谊。


  就学两年期间,我们总共只见过三次吴先生:一次由林岗老师领去拜望,只听林岗不称他院长,不叫他老师,只管叫“同志” —那时面对前辈与领导,不像今日,必职称官衔口口声声——第二次是吴先生视察我班,因不识众生,怕漏了哪位,于是同在场每个人握手浅笑,很客气。当天的教诲也仅记得“一幅画,你们要知道画,也要知道不画”。我听了,仿佛大有所悟,现在明白了,却还是做不到。

  末一次便是毕业展览了,照例是对每幅画浅笑点头,轻轻说一两句评语,很慈祥,也很客气,最后在展厅前台阶上与大家合影留念,被众人簇拥着站在当中间。

  尚谊老师,我预先见过的,是在1977年夏中国美术馆全军美展上。我有一画挂在那里,靳先生走过,问了名姓,爽快直接说了一番话,意思是:就这样画,造型可以,色彩还要练!

  我诧异:原来北京名家这样的没有虚饰,面见晚辈即如平辈的同行。而此前此后我所见到的美院中年辈老师,几乎都是这样的不虚饰,不夸张,见人正派而坦然——虽是早经“文革”风雨,不免持重老成,却是洗不掉解放后第一代革命书生的书生气。

  1974年,我曾混在江西几位画家中拜访过林岗先生逼仄的小家。是在夜里,灯光昏暗,詹建俊、赵域、林岗各自一枚小板凳围坐着,人手一册笔记本,听钱绍武朗声宣讲自己的人物素描,时或记录、大笑、诘问,在极细微的什么话题上停下来,安静地讨论。其时“文革”骚乱未止,这些人均在“靠边”状态,顶多是被审慎地起用着,他们既没有被允许讨论艺术,也没有被要求讨论艺术,而竟是这样的坐拢着,兴味盎然,端详一张张素描。我目睹这奇怪而动人的一幕,于今念及,如在昨日。

  1977年我单独拜访詹建俊先生,也在夜里,他一件件取出他的画,耐心等我看完,小心放回去——这慷慨与耐心似乎因他的身高显得格外漫长——他所谓的家只有一间屋子,不到二十平方米吧,画框必须严密地堆叠、抽出、归存。

  那时美院的名家根本没有画室。林岗老师长叹:我们在美院占的地方,也就是油画系教师信箱的那一格小格子。

  初访杜键老师,他正画着年前死去的毛、周、朱。握过手,他侧身让我看画,平静地说:“哪里画得不舒服,你就说。”我居然真的说了什么,而他居然沉吟思忖,与面前这二十出头的小子认真地讨论。

  这都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他们的平均年龄四十出头,早已名满全国,个个没有职称。“文革”抹杀一切职称,而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些:我看不出这几位老师在乎,我们,散在地方的知青画家盼望拜见久仰大名的北京画家,更是谁也不想到是去拜见一位教授 —直到上学后我才知道,侯、林、靳三位甚至连副教授也不是,只为开科招收研究生,美院才向教育部申请了非正式的临时职称。

  是在我们考试的末一日,此前从未见过的侯一民先生走进考场,面对一群陌生人,茫然而稳重地站定,仪表堂堂。在我们南方人看来,他像大部分中央美院的中年教师那样,既非教授,也不是官,却是有威仪、有官相。我被介绍给他,他于是转身看住我,缓缓地开腔:

  年轻人,你们可没给“文革”耽误啊。

  那年侯先生四十六七岁,俨然尊长——今天,我已倏然到得 “天命”之年,面见二十多岁的各地考生,真想大叫:

  年轻人,你们全给考试耽误啦!

  开学那天,老教授出现了:蒋兆和、李可染、艾中信、罗工柳、 戴泽、刘开渠、王合内、许幸之……差不多每位老人的花白头发都向后梳着。我格外心仪的董希文与王式廓不在其中,他们同于1973 年郁病而死。我远远端详这群劫后余生的老画家依次走进会场,不知道他们谁是谁,班中老生随即悄悄指点。未经指点便即吸引我注意的是位漂亮的老头:白胡子、木手杖,目光炯炯,环视全场—— 叶浅予先生。多年后在哈佛与巫鸿夜谈,说起“文革”初年附中学生痛殴叶浅予,巫鸿在场,惊怵不堪,以至奔回宿舍以拳击墙,不久,巫鸿也被打成“反革命”——我至今记得这群老教授进场的一瞬,全体流露恍然“复出”的神情:十年动乱,他们终于重回讲坛,以被尊敬的方式面见后生,他们轻微地欣悦而亢奋,显然与开学仪式暌违已久,同时,又分明流露轻微的不适,或可解读为隐秘的心有余悸,满座青年,恐怕使他们不由得忆及在同一场所被晚生批斗的往事?

  那是令人动容的瞬间,介于辛酸与侥幸之间。我随即留意到老教授们另有一种集体气质——真是好不难说,并非因为名声与年龄 ——使他们与中年教师截然不同。那是什么气质?如今我有了简单的结论:他们全是民国人,和他们的老院长一样,只是比徐先生命更长。

  那次会见的详细,统忘记了。之后一年,另两位50年代便即出局的美院才子调回母校。一是朱乃正,放逐青海二十年,一是袁运生,发配东北十七年,他们都是“右派”分子,当年被扫地出门时,才不到二十岁。他们却有着我久已熟悉而与美院老师相异的另一种气质:是“右派”的,因我父母均为“右派”;也是江湖的,因我是“文革”江湖的晚生。运生老师其时才画完机场壁画,我们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头一次看到中国人画这样的画,那天他探头进门寻找孙景波,头发蓬乱直竖,刚从云南写生回来。乃正师与景波相熟,到美院那天在我俩合住的宿舍长谈竟夜,上海人,中低音,与之对几句沪语,一时仿佛忘年交。临睡,我就隔壁同学上铺,乃正师在我铺上欣然留卧,翌日告诉我,那是他被迫离开二十年后,头一次走进校尉胡同五号母校大门。

美院的老师(2)

忽一日,有位消瘦的老者在U字楼走廊向教室内张望,如那时所有复出者,面目沧桑而兴奋莫名:是冯法祀先生。那时我不知道谁是冯法祀。我们随即被叫到隔壁教室:一幅大画横在那里,调子灰暗,气氛肃杀,是冯先生50年代创作的《刘胡兰》,满篇尘土,内框严重倾斜——上个月我在中国美术馆装修完毕的新展二层又见到这幅大画,立时想起初见冯先生——“你看这里!”他拉着我直指画面中铡刀下的血迹,“我专门杀了一只鸡,对着鸡血当场写生啊!”

这位刘胡兰的歌颂者也是老“右派”,那天他获准调离流放二十年的戏剧学院,回到他早年执教的学院。他与艾中信先生40年代即追随徐先生左右,不久,就在系办公室听他俩争先恐后慷慨激昂讲说徐先生旧事。

  徐先生走得是忒过早了。他要是亲睹弟子们日后的际遇,还会以他“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座右铭相予教诲么?

--

美院的学生

“文革”时期的上海,我有位英俊画友,见面看画,神色鄙夷:

  “你不懂色彩。色彩,要浓郁,你懂吗?”他漂亮而严厉地盯着我,教我“浓郁”二字怎样写法。再就是关于我的“笔触”,他也鄙夷得有道理:“要拙!拙,你懂吗?”

  我们背地里叫他“浓郁”。“浓郁”传达了他的老师的结论:上海人基本上不懂油画。

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跟随的老师,是一位分配到上海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生。

  在我学画的年代,一位出身中央美院的画家必是被外地同行们随时提醒着他的出身,远远地敬畏着,奈何不得——不因这家伙画得怎样,也不因他姓甚名谁,而仅仅因为他的出身:

  “中央美术学院”。

  我未曾想到的是,不但外地,即便到了外国,出身中央美院的家伙仍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身份,仿佛党员。有几回纽约穷哥们儿聚会,电话通知,对方竟是卑怯:“你们中央美院同学聚,不合适吧?!”日后我与一两位海外校友终至疏远,便实在是看不起他们吃饭走路、见面握手的一脸“中央美院”相。

  画友“浓郁”后来倒是并没投考美院,“文革”收束,他娶了拉丁女子,去了意大利国了。

  今日的中央美院恐怕应该改称“北方美术学院”:上海人在考生中早已绝了迹,江南人也稀罕得很。如今中央美院的考生“大户” 是哪儿呢:东北、山东、河南、河北……怎么会呢?我离开太久,不得知。在我上学那两年,各系同学的来路广得多了,单是我这一届便有五六位上海人,近二十位江南人。而中央美院建院初期的青年教师中,据尚谊老师给我计算,全院只有三位真正的北京人: “我、詹大、侯一民。”上辈师尊,更是绝少北方人:徐悲鸿苏南人,吴作人皖南人,古元、李桦、罗工柳广东人,董希文绍兴人,江丰本贯浦东,死后遗嘱是骨灰撒在黄浦江。

  说来这也是民国的渊源了。我总以为旧上海其实等于纽约,人往那里跑:小小美术圈,除去日后留在南方的老画家,就我所知,或暂或久涉足上海的中央美院老前辈便有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许幸之……而美院两代中老年教师,倒反不倨傲,不轻佻,大抵平实自尊,这些“美院旧部”说起“美院旧事”,还对美院历年的身世际遇,摇头叹息,虽则叹息之中,还是对美院的牵挂与惜爱。

  话说得远了,还得说回来。

  1998年,美院号称建院八十年,解放前那段不算,此后五十多年的毕业生论百上千,我所熟识的,只能是78届本科班与硕士班老同学。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之中,有昂然入仕的,有翩然出家的,有成功成名的,有默默单干的,有远在域外的,自也有告老退休的——数说老同学,唯在老同学群集之时才有意思,此处叙述,别人怕未必有兴味听,而所有艺术学生的生活大抵一样。在我的记忆中,老同学们无非是在美院破食堂欢声哗语排队买饭,在U字楼入夜的灯光下忽然窜到旁系教室寻衅笑闹,或中夜翻墙走去吉祥剧院吃水饺,吃完,自亦翻墙回来。我记得宿舍过道警告关灯的铃声忒过惊心,某夜抄条木棍,上前一挥,将那铁铃给砸哑了。

  此后八九十年代入学的学生,多有豪杰,譬如留校的刘小东,下海的方力钧等,都是我佩服的才子。我虽是讨厌一切因名校背景而高视阔步的活傻×,但美术界看来看去,有时倒也暗中佩服中央美院——近年前卫圈出格出众的恶作剧,稍一打听,十之五六是在美院泡过一泡,而后在外聚众滋事。譬如动辄脱光了弄作品的张洹,河南人,原在美院进修班混了两年;宋庄有位女子****宾馆群妓,那录像直见性命,问起来,也是美院的晚生;我还得认识一位小女生,毕业前好好画着规规矩矩的油画,来年就献身“行为艺术”,足足熬了好几斤人油……数十年来,论人才辈出、论活力外泻,中央美院确乎是一肇事的渊薮,成才的窝点。而其中最有种的老叛徒,即“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生,名叫栗宪庭。

  类似的坏名单开下去,恐怕真不少:我所以暗中佩服中央美院,不为混迹校内的骄子,而宁是野在校外的逆种,他们是美院“正传”的“异类”,却反证了中央美院之所以是中央美院——远溯五十多年前,接管美院的军代表艾青、出掌美院的江丰,便是民国年间理当通缉远避延安的老牌文艺逆子,侯一民李天祥二位尚在十八九岁年纪,明里是学生会头目,暗中是北平市地下党员,哪里肯安分守己。再上溯七八十年前的徐悲鸿,意气激昂,挑战祖制,私奔东瀛,远赴巴黎,事事争风气之先,岂不更是“五四”一代艺术家老牌逆子中的头牌?

  美院是大气的。毁誉不论,有一个美院摆在那里,人会到里面去,又会从里面走出来:进去出来,出来进去,同是美院的学生,日后可以是不同的艺术家,走不同的路,做不同的人。

  而时代曾经欺负美院,美院也不免欺负学生:在我毕业那年,有一天照例在U字楼长长的走廊走,老校友朱乃正远远招手:“过来,过来,有件东西给你看。”

  那是一枚陈旧的毕业证书,证书首页端端正正的黑白照片上,是十八九岁一脸稚气的朱乃正:作为“右倾”的惩罚,这份毕业证书扣留不发二十年,那天早晨,校方刚刚把证书发还给行将五十岁的老同学。

今天,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惭愧,眼下我正在艺术学院混这份莫名其妙煞有介事的差。每年我得重复填写同样的表格,重申我是男性、多大年龄、在什么单位、是什么职称……但我拒绝填写所谓“科研项目”这一栏。在当今所谓“学科建设”叫嚣“专业划分”的闹剧中,“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讽刺么?不,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不记得在学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上课头天,我们围着靳先生团团坐好,他就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

  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侯先生讲课扼要简单:我调出一块军装的青灰色,得意了,等他夸,侯先生看看军装,看看画,笑眯眯地说:“你再调,你还得调,你得调到说不出那是什么颜色,才是好颜色!”画鞋子,他走过站一站:“记住,要画脚,不要画鞋子。”然后笑眯眯走掉了。

  有一天,林岗老师忽然叫我出教室 :“丹青啊,就像你当知青那会儿大胆画,你怕什么呢!”他在过道的暗影里很殷切地对我说,急得眉毛皱起来。

  是的,在学两年,我能记得的教诲就是这么几句话。艺术教学是什么呢,艺术教学就是几句话——虽是几句话,还看谁在说。

  徐先生的教导我辈是听不成了。那年靳先生给我学过徐先生的江南口音:“要画一万张素描。”如今全国美院历届学生的素描怕有百万千万张吧,黑黢黢,脏兮兮,面面俱到而面面俱不到,没有感觉,没有斯文,没有灵性,没有人味道,那是绘画的绝路呀——我真想听听徐先生怎么说。

  奇怪,现而今,这样的素描还数中央美院考前班孩子画得顶顶好,前时我在校尉胡同一所地下室的考前班墙上领教好几张“中央美院”派的素描范本,和文艺复兴素描大统毫无关系,和徐悲鸿手订的素描小传也毫无关系,可也叫我真佩服:在我混饭吃的学院,怕是四年级本科生也画不出来。

  如今素描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考试收钱;教学也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众人的饭碗——艺术学院,现在“学院”重要,“艺术”次要,很次要。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艺术是得跟人走,人在艺术在,人在教学在。昔年上海、杭州、北平三家艺专不相让、不买账,还真有点学派的模样。据江南老牌艺术学生说,上海艺专讲的是米开朗琪罗、凡·高、毕加索,杭州艺专则言必称拉斐尔、塞尚、马蒂斯。北边呢,徐先生临过伦勃朗,推崇法国的大卫,佩服俄国的列宾,赞赏延安的古元,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画的是“田横五百士”,素描人体亮出来,品相端正,至今也还没人画得过。

  再譬如中央美院建立三所工作室:吴先生果然有比利时一套;罗先生果然有苏联一套;董先生被说成“油画民族化”一面旗,下笔有敦煌的遗韵,青瓷的风采,可他弄的毕竟是油画,解放前在越南转手学过一点法国的意思……总之,三家工作室,一路是一路,一家是一家,直到“文革”全作废。此后作风,靳先生说的是实话:到他这一代,全是苏联那一套。

  苏联那一套也实在有一套,早先苏联的革命画,我们至今也还画不周正,学不像。可我近时看见八九十年代梅里尼柯夫主掌的列宾美术学院,面目全非,只剩一块牌子算是老字号——说开去,如今的北大哪里是蔡元培的北大?如今的清华哪里是梅贻琦的清华?

  然而还是叫北大,还是叫清华。

  不足怪。中央美院早已不是徐悲鸿的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早已不在帅府园——不足怪:人活一世,脱胎换骨,何况一所偌大的学院。中央美院五十多年来怎样脱胎换骨,怎样物是人非,我仅待了三年,没有资格说,但见此后人才英才怪才庸才一届一届冒出来,足见美院活力盛,美院性命长。有句话倒是说出大实情:人问清华领导,清华教学有什么好方子?回答是:因为考生好。好考生冲着老牌子,一年一年自会来。这道理移来中央美院说,也是一回事。

  只是当代中国,艺术算老几?七年前中央美院被连哄带逼迁出帅府园,暂居酒仙桥,落户花家地,似乎又有希望在……中国教育有“希望工程”一词,真是会说话:“工程”怎样且不管,“希望” 总可以不断不断“希望”下去吧。

  巴黎美术学院仍在巴黎旧址。列宾美术学院仍在彼得堡旧址—在北京市中心,中央美院总算被彻底拔除,扫荡干净了。今岁,U字楼、留学生楼、南楼陈列馆将陆续夷为平地——狠好,狠好,免得走过看见,徒然念旧。全中国今已面目全非,美院算什么?美院迁移,说破了,事属公然的驱赶,批块野地,拨几亿钱,不是打发,不是安抚,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帅府园旧址不足惜,只要“中央美院”牌子在,仍然可骄傲。一部“中央美院史”是一部“骄傲史”,在一代代师生继往开来的枉自骄傲中,别忘了早先“文革”的屈辱,别忘了近前这笔深刻的轻蔑。

2003年10月15日


摘自陈丹青杂文自选集《退步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Sign in and Reply Report

Replies, comments and Discussions:

  • 枫下拾英 / 乐韵书香 / 庆祝中央美院建院九十周年发言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各位老师好!同学好!

    中央美院真是高寿:明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央美院今年就先过九十岁生日了。九十年前的故事,无从谈起,今天在座资格最老的校友应该是北平艺专大学生,我们的回忆,可以从他们开始。

    六十年前,1948年,艺专学生候一民有一天爬在果树上玩,徐悲鸿先生走过,就在树下和他说话。徐先生当时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中共北平艺专地下党头目,徐先生也不知道,第二年北平解放,这所学校将命名为"中央美术学院"。

    五十年前,1958年,马可西莫夫培训班的学生都已光荣毕业,意气风发,成为新中国第一代油画家,日后就是我们的老师。几年前蔡国强收藏的马可西莫夫绘画展在美院展出,称这位老同志是"中国美术史伟大的苏联画家。"

    四十年前,1968年,文革运动席卷中国,中央美院内,徐悲鸿先生的同辈,几乎全被打倒,马克西莫夫的徒弟,几乎全部靠边,教学中止了,学生造反,老师下乡。

    三十年前,1978年,文革结束两年,恢复高考,我和许多幸运儿来到中央美院,在考场的一次临时接见中,我看到了许多仰慕已久的老前辈,他们在文革中被摧残,被耽误,我至今记得老人们走进房间打量我们这些后生的目光。

    二十年前,1988年,八五现代艺术运动已经发生,下一年,八九现代艺术大展开幕。我相信,在那一年前后,中央美院数十年教学创作的大传统、大美学,遭遇空前的挑战和契机,现代艺术,第一次以无可估量的可能性,进入中央美院的教学视野。

    十年前,1998年,中央美院已经被迫离开王府井老校址,进入倍感挫折、沮丧和困扰的酒仙桥"二厂时期"。除了文革横祸,我们不记得美院经历过这样的低潮。那年的八十校庆仍在老美院旧址举行,然而U字楼的所有教室早已贴上封条了。

    十年后,今天,此刻,大家理所当然在这里,在花家地新中央美院举行九十周年校庆。关于老美院的回忆即便仍然充满情感和情绪,但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折磨大家。我们有理由说,中央美院早已从那场恶梦中醒来,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现在,假如有一种力量能使诸位师生收拾铺盖搬回老美院,大家愿意吗?

    我无法预见中央美院的2018年、2028年、2038年......但大家看见,过去九十年,中央美院子孙满堂。我听说,最近,在全国一份在校生对本校满意度的大型调查中,中央美院领先全国数百家大专院校,位居第一名。是什么原因使中央美院获得历届徒子徒孙的敬爱?我不是能够给予回答的合适人选,因为中央美院之所以是中央美院,靠得是好几代老师和学生。我谨在母校九十大寿时,感念最老最老的老前辈蔡元培先生和徐悲鸿院长,他们是开山开路的先驱。我们也感念共和国历史风雨中为学校心力交瘁的历任院长--其中我有幸面识而被关爱的,是江丰先生、吴作人先生、侯一民先生,还有靳尚谊先生--这份差事的为难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想借此机会对新世纪接掌新美院的潘公凯先生表示敬意,大家都清楚,一位外校的来者并不仅仅接掌了一所学院,而是承受一段骄傲的历史,同时,还要为这份世代的骄傲持续提供新的机会,不消说,这是多么为难的一份苦差事。

    当然,我们都会感念六十年来中央美院几代好老师,我没有荣幸见过刘开渠、李可染、董希文等等老前辈,但我们很幸运:过去半世纪享誉全国的不少老教授,今天仍然和大家坐在一起为美院祝寿。看到他们,请原谅我公布我的伤感:论集体人格与丰厚的资望,今天乃至今后的教育界,可能很难很难再遇见这样的老教授了。

    今天是美院大喜的日子,不能有煞风景的话,所以最后,我想说,是一代一代拼命来到美院的大学生,使美院柳暗花明、益寿延年。大家想想看,再过九十年,美院一百八十岁,很老很老了,可是只要中央美院不换招牌不改名,只要热爱艺术的年轻人仍然一拨一拨拼命挤进来,我相信,一百八十岁的中央美院,会比现在更年轻。

    中央美院生日快乐!

    陈丹青
    2008年10月18日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附注:
      关于侯先生上果树一节,是我八十年代在美院就学时候先生告诉我们的故事。讲演后,侯先生笑着补正了我的记忆错误:到果树下与他说话的是徐先生世交,民国时代著名的交际大王黄警顽先生,黄先生同志侯先生,说因他当时煽动的集体罢考,徐先生准备将他开除,事后徐先生见侯先生本人的考试成绩极佳—那是关于马匹解剖的素描—于是欣然放弃开除的决定。如今想来,这个小故事实在是当年院长与学生、学术与考试、规则与人性等诸般关系的美谈,这种美谈,在今天的教育中绝对不可能了。
    • 又:
      王府井校尉胡同五号,中央美院原址,晚清时为兵营,抗战期间日本人辟为小学,胜利后,1946年徐悲鸿出掌北平艺专,据说由他老友李宗仁拨与这块校舍,随即建立美术界著名的U字楼画室群。留法雕塑家滑田友教授根据巴黎天窗画室规范,严格设计,迄今全国所有天窗画室,无出其右者。1950年易名为中央美术学院,毛泽东手书校名。1995年,当局以改造王府井为由,软硬兼施,遂使中央美院从市中心被迫迁出经营半世纪的老校区,原地拆毁,据说将起建干部疗养院。巴黎、彼得堡、佛罗伦萨、纽约的古董级美术学院,均在名城心脏区域,历史悠久,地位崇高,斯文不绝,安然至今,岂有移动之理。今观国中无数公然的强权掠夺,美院之被驱逐,小焉者也。
    • "今天是美院大喜的日子,不能有煞风景的话"-人家过生日,总不能去打人家的脸吧。觉得这篇是陈丹青的文章里挺没意思的一篇。
      • 文如其人罢了,窝窝索索,畏畏缩缩,神经质的一个人,从来不敢直视别人,油画作品也很龌龊,连艾未未也比不上(最少艾的小鸟飞也算一种张扬)。更可笑的是一个大陆人还真以为台湾是独立国家了,居然入了台籍,然后几十年靠在大陆骗钱为生。
        • 太偏激,我很欣赏陈丹青的这组油画作品。
          • 我也很欣赏,这种视觉形象,有不同的情绪和内涵 -- 对比我们几十年所见到的标准光辉形象。
    • 丁国强:优越感正是陈丹青的“败笔”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优越感正是陈丹青的“败笔”
      ——我读《荒废集》、《退步集》
      丁国强

      从《退步集》、《退步集续编》到《荒废集》,陈丹青作品的吊诡之处在于:不是以西方的观点批判国人的保守,而是以一个既土生土长又漂洋过海的明白人,尖刻地批评中国人的东施效颦。陈丹青的放言更多源于其“海归”背景——在美国那么多年,见多识广,回国后似乎就当然拥有了挑剔、指摘乃至批判的权利。
      以“流放者归来”的姿态,从花花世界中出来,自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沧桑。于是,以过来人的傲慢,炫耀自己的“超越性”……所谓“退步”和“荒废”,实质上都是叛逆表情。

      我以为,貌似自贬的修辞术,与古代隐士冷眼旁观、独修其身的心路历程类同。实质上,与某些大众学者自诩为“大师”并无二致。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荒废集·自序》中写道:“这回的书名题曰‘荒废’,其实言重了,比起‘退步’的意思,更显做作。”但这种自省,并没有阻止其表演性与雕饰性。

      陈丹青的随笔集,话题广泛得令人吃惊:历史、文艺、美术、影像、媒体、网络、教育、城市、世情、名家、鲁迅等,可谓无所不谈。当然也不乏对话访谈、发言稿、演讲稿、书评、序言、博客文章、辞职报告等。如此集萃,也是一种行为艺术。

      在陈丹青的文字中,“精英”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他无限怀念民国时期文艺精英荟萃的上海,为今天的上海文艺沦为地方文艺,今天的上海学术沦为商业附庸,今天海派文化的退化、辐射力与影响力的弱化而耿耿于怀。他说,“今天乡下年轻人到上海,哪里去找康有为这样的大人物?”(《退步集续编·如何成就大师》)

      陈丹青确实是喜欢谈论大人物的,政界的、教育界的、文坛的,无所不谈。陈丹青的谈论方式,既不同于王小波的调侃,也有别于王朔的痞腔痞调。他的好处是:没有过度的崇拜敬仰,没有愤青的叛逆与激动,没有专业研究者的忌讳和框框。他的评说,更像是一种没有政治任务和道德负重的民间议论。因此,他这样评点鲁迅:“我心目中的鲁迅就是个长胡子的浙江人,穿件长袍,经常愤怒,随时好玩,笑笑世界,笑笑自己,很认真,很随便。”(《荒废集·访谈杂录》)他这样描述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干净的长衫,瘦得一点点小,可是那样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脱。”(《退步集续编·笑谈大先生》)这样的评述固然打破了若干年的老生常谈,但是,仔细品味一下,其观点却并不触及价值层面的根本问题。仅仅类似粗线条勾勒的人物素描,不过是体现了画家的独特眼光而已。在认知上,有何超越之处?

      陈丹青文中说:“论知识,我不配做知识分子,论身份,我没想做知识分子。”(《退步集续编·岁阑闲谈》)而事实上,他的文字已不拘泥于画家的创作随想,而是拐弯抹角或直截了当地批判社会、拷问体制、抨击文化顽症,这分明是在从事知识分子的工作。或许在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是有限的,而嘲弄、反叛、批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往往会引起注意。陈丹青对自身优越感的表达是委婉的。

      另一方面,陈丹青现象本身就是媒体时代的产物。把一个画家塑造成公共知识分子、文化批评家、非主流教育家,这显然是媒体的功劳。但是他并不领情。“我一直在画画。可是媒体会重新塑造人:李银河一天到晚谈性,王朔一天到晚骂知识分子,然后我一天到晚骂教育。只要我愤怒一回,我就得为公众二十四小时板着个脸。”(《荒废集·访谈杂录》)。当然,对于另一位媒体明星于丹女士,他倒没有去炮轰,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于丹特像从前共青团系统能说会道的辅导员。”(《荒废集·访谈杂录》)。陈丹青的文章作为,符合媒体的需求和口味——一个敢于挑战传统教育体制、敢于评说社会文化是非的知名人士。我以为,他是媒体时代的游戏高手。每次被媒体关注的时候,他也总是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这本书谈不上从学术,更不是文学,我甚至说不出它算是何种类型的书。”(《荒废集·失败与言论》)。陈丹青的幽默是优越者的幽默,虽言之有理,却透着傲慢。我以为,真诚的批评家,多是对社会生活有着切肤之痛的关注者、践行者、体察者、建设者和负责者。而非见多识广、全知全能、旁观俯视的书生。就此而言,优越感正是陈丹青的“败笔”。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03-24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陈东:对丁国强《陈丹青的优越感》一文的批驳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对丁国强《陈丹青的优越感》一文的批驳
        陈东

        编辑同志:

          你好!贵刊2009年第5期丁国强的《陈丹青的优越感》是一篇罔顾事实,书没读懂,却妄加批评的拙劣之作。

          首先,作者对陈丹青的“退步”、“荒废”为书名,作出“不可救药的‘自憨’、‘自贬’,以致‘自诩大师’”的论断,是完全错误的解读。众所周知,陈丹青取这样的书名,是隐喻中国百年人文的大倒退,这些书中有充分的论述。其中一篇题目就是“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曾经辉煌,五十年代以后,却没有出过大师和大师级的作品,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许多媒体对此作了准确的解读,陈丹青本人2007年6月4日接受《文汇报》采访也做了直白的说明。可丁国强自作聪明,认为这是“自审”,进而指出这“并没有阻止陈丹青的表演与雕饰”的主观论断。

          其次,作者给陈丹青扣上“优越感”——傲慢狂狷、妄自尊大的大帽子,然后以“通才优越感”、“精英优越感”、“媒体优越感”、“幽默优越感”为分题,牵强附会,罗织所谓的“事实”和“理由”,逐一予以“论证”。下面我也逐一分别加以分析和评判。

          所谓的“通才优越感”,作者说“陈丹青的话题广泛得令人吃惊,历史、文艺、美术、影像、媒体、教育、社会、城市建设、鲁迅等,可谓无所不谈”。作者认为这是通才,而通才必然有优越感。这是作者的逻辑,作者想必自以为是通才,所以对通才作出如此权威鉴定。其实,话题多——何况其中诸多重叠,并不等同通才。陈丹青坚守本分,不随便越界,话题虽多,但始终贯穿一根线,那就是人文精神,他从普世价值和美学角度,关注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城建,他希望保持传统文化和城市历史面貌;谈鲁迅,他有自己的独特视觉,因此没有哪位专家指责他说外行话,瞎批评。

          所谓的“精英优越感”,作者断定陈丹身体里“流淌着高贵的血”,其来源一是出生于上海,上海历来被认为近代中国产业工人集中的大城市,在作者眼中竟然成了生产贵族的摇篮;二是当过研究生,照此,当今满街走的在读研究生,就是准贵族;三是《西藏组画》一举成名,《西藏组画》没得过奖,那么,因《父亲》得金奖的罗中立岂不是大贵族了吗!旅美回归,是作者认为支撑陈丹青“高贵感”的第四要素,照此“海归”应改称“海贵”。如此奇谈怪论,真叫人啼笑皆非!

          作者对精英和知识分子作了一些对比和阐述,认定陈丹青有一种“精英优越感”。精英,党政机关,各行各业,所在都有,概莫能外,那就都有优越感?包括作者在内。陈丹青属于例外,不在其中,他是道道地地的自由职业画家,不在政府任职,不参加任何党派,不依附权势和利益集团。他秉持王国维、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事创作和著述。作者把他说成“一个充满揶揄坏笑的恶作剧者”,既有悖事实,也失公允,这才是贵族老爷式的批评。

          作者引述陈丹青在“笑谈大先生”中点评周家兄弟后,说这不触及价值层面的根本问题。这是作者刻意断章取义,不提之后写胡风、聂绀弩、丁玲、肖军出席文代会那坍塌的模样,两相对比,意味深长一段,那可是海外媒体作为最精彩段落传播的。

          最为荒唐的是作者所谓的“媒体优越感”。似乎陈丹青整个都是媒体炒作出来的。陈丹青引起媒体关注的是《西藏组画》,清华聘请回国任教和后来辞职,难道都是媒体炒作出来的?如此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因果关系,岂是丁国强可以颠倒扭曲的?他说陈丹青是再也无法超越成名作的画家。陈丹青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并置画远远超过《西藏组画》,引领世界艺术潮流。美国顶尖的两家艺术学院,从不举办写实和亚洲画家举办画展,却为陈丹青的并置画开了先例,前辈中美文化交流,美方到京与会权威专家公开称赞陈丹青的系列并置画超过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同类作品,最先在纽约苏密比拍出高价的也是并置画。陈丹青近年作品,无论人文内涵、精湛技法、艺术造诣,行家咸谓超过以往画作。

          最后,所谓优越者的幽默,硬骨傲气的指责,真的莫名其妙。幽默是人类高雅智慧的灵感闪光,看来作者缺少幽默感,把幽默也扣上优越感帽子。

          丁国强习惯于大批判那一套:扣帽子、动机、挖根源、揭手法、打棍子等,全用到《陈丹青的优越感》上了。贵刊以“荟萃思想精华”为宗旨,何以让如此糟粕上大雅之堂?能否也刊登我这读者来信消消毒?并请转告丁国强先生:做学问,写东西,老老实实,投机取巧是不行的。

        2010年第2期《书屋》杂志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谢谢。书看过就看过了,没心情琢磨人家的人品如何,动机如何,那样多累。而且丁这篇文章也没什么新意,他批评陈的东西,很多人都有体会。陈批评别人,就肯定有人出来批评他;只要是人发表的言论,没有无懈可击的。这种笔墨功伐都是没意思的。
        • 从这 种文章来分析作者背后的某种社会心态,还是可以看出些东西的。
      • 这个人的评论更好玩,不痛不痒,不贬不褒,温温吞吞,难看得很
        • 说的是,“败笔”也是打了引号的,可见丁还是心虚,只好温温吞吞了。
      • 陈丹青的“傲慢”,正是我所欣赏的,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能够“傲慢”地抨击社会不公,总比低三下四地同流合污要好。陈丹青继承了旧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太缺乏傲骨了,更缺乏独立的批判精神。。。
        • 这几年认真看过的国内名人文章,也就陈丹青,艾未未。体制里的学者,文人, 真的是没一篇有深刻印象的。不知道是我读书太少,还是国内确实没有什么好读的时文。
          • +
          • 点评时事的,梁文道、龙应台都不错,甚至韩寒的博文我都觉得很犀利。不过很多国内出版的书都是“去了势”的,锋芒大打折扣,像章怡和的两本回忆录,漫说现在国内绝了版,就是它再版的话,我也宁愿看港版未被阉割过的。
    • 凤凰卫视最新的采访
      • 文字版看着舒服点。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凤凰网文化:你怎么看现在的国学热?

          陈丹青:国学要热就热,可以“养”很多官员嘛。就像钱文忠说中国国学基础很差,开那么多孔子学院,他想不通老师从哪儿来,想的太天真,一成立孔子学院,院长、副院长、党支部书记就都有饭吃了?!中国最要紧就是混饭吃,大家都有口饭吃,管它什么文化。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现在商业突然开始利用文化?

          陈丹青:人太多,该利用的都利用过了,忽然想起来把文化忘了,干脆来弄文化,这也是一种文化,机会主义文化。活着一天是一天,逮着一件事是一件事,中国人是不讲原则的。这是中国人最不好的地方,也是中国人最好的地方。

          凤凰网文化:这是因为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吗?

          陈丹青:是没有西方那样的信仰。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什么东西有用咱们就用,没用就打倒它,如果翻翻历史发现有用,又会再拿出来,中国人不讲原则,不像欧洲人按照一个哲学系统、思想系统来处理国家的事和私人的事,照胡兰成的说法叫“无故一本正经”,永远在问“我们从哪儿来、我是谁,我们往哪儿去,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中国人不管这些,一会儿很怂、一会儿很猖狂,但是他总能过自己那关。

          凤凰网文化:像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1942》,写河南大灾荒时,人们卖国求荣也要活下去?

          陈丹青:对!我觉得文化最好的办法就是读史,远的读不懂算了,近代史多读。虽然近代史以前被掩盖很多,但现在慢慢在拼凑、还原,很多史书已经出来了,像张鸣写辛亥革命的书(《辛亥:摇晃的中国》),里头还是有很多实情的,你们自己去判断这10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就很有文化。

          城市乡村化PK乡村城市化:中国用60年毁掉5000年文化

          凤凰网文化:你之前说过,“人口流动已经让上海的气质改变了”,这种人口流动也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吗?

          陈丹青:不仅上海改变了,到处都是一样。改革开放前30年,1949年到1979年,就是我们这些城市人都给送到农村去做农民,“城市乡村化”很成功的做到了,我做了8年的农民;1979年到现在,“乡村城市化”,农村人往城里跑,变得城不城、乡不乡,没有像先进国家那样的大都市,也没有先进国家那样纯粹的农村区域,就这样混在一起过。

          凤凰网文化:“城市乡村化”会不会破坏程度小一些?

          陈丹青:都破坏得很大。那个时候农村被改变得很厉害,农村地主被枪毙掉或者管制起来,地主的孩子都找不到老婆。农村破坏是从土改就开始。解放后,镇压反革命断了一段时间,然后人民公社后来弄不下去,国家经济面临崩溃。接下来是改革开放,农村慢慢富裕,现在又开始盘剥农村、占用土地,农村跟官方的矛盾越来越白热化,就这样,农村被掏空,完全被掏空了。现在的农村根本不是农村,只是暂时还没有变成城市的一片区域,有人在那活着,那也不叫农民。

          凤凰网文化:文革破坏和现在经济开发,哪一种对文化破坏更严重?

          陈丹青:都很严重,没钱的破坏是一种严重,有钱的破坏也是一种严重。山西平遥的城墙之所以保护下来,是因为没有钱拆城墙,结果留下一道城墙,当时全国的城墙基本全拆了。比如北京,六七十年代的城市环境比现在有意思多了,那真是一座古城,现在哪叫什么古城啊?也不是现代都市也不是古城,隔开几块地方,有个紫禁城、有个故宫,其他地方全是高速公路、大楼--很奇怪的城市。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对于故乡、对于传统会有一种强烈的怀恋和追溯欲,像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还兴起了“寻根文学”,而另一方面,又把传统破坏得相当厉害,比如文革或者拆迁?

          陈丹青:说怀念是以前,现在已经不在乎了,“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你去问问民工,民工还在乎什么家乡?哪儿能打工就行。现在家乡概念慢慢淡薄,拆迁拆得很多家乡都消逝了。中国人最伟大就在这里,寻什么根啊?活下去最要紧。

          这就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另一面,我从胡兰成和一些零碎的文人书中读到,中国人很大气,毁了就毁了,摔了就摔了,忘了就忘了,他承受得起。中国人永远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排斥新鲜事物,看看麦当劳和星巴克的生意,经常比中国人自己开的餐馆要好。这可能跟中国长期被异族统治有关系,唐、元、清,中国人跟异治文明相处时又跟其他民族不一样,会付出很大代价,会死很多人,但是高高兴兴继续吃继续喝,活着就好,保国保种就好。

          我们一直活在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后果里

          凤凰网文化:中国人破坏传统文化的症结在哪儿?

          陈丹青:症结就是“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运动以后的激进主义。国门打开,跟西方人一打,失败了;往外一看,落后了?就着急。我们的文明本来很稳定。2000年、3000年、5000年都没有变,到19世纪末一看,不得了!赶紧抄!开始破坏传统。

          凤凰网文化:你反复提起五四时期的人物和精神,你很喜欢那个时代?

          陈丹青:也不是喜欢。这一切是从五四闹起来的,他们也做了很多错的、过激的事,“文化激进主义”就是五四核心:着急走极端、浪漫主义。我们都活在后果里。

          凤凰网文化:今年恰逢鲁迅诞辰130周年,萧红诞辰100周年,我4月份在周海婴先生的追悼会上采访过萧红和萧军的女婿王建中,他说他们正在策划纪念,他们不怕“沉渣的泛起”。你也写《笑谈大先生》纪念鲁迅,你觉得当代需要召唤鲁迅精神吗?那个时代的反抗精神需要现代人学习吗?

          陈丹青:乖一点吧!鲁迅是很不听话的一个人,五四那一代精英:陈独秀、鲁迅、周氏兄弟都是山村地主的孩子,十九世纪的八零后。今天弄不起来“五·四”那样的运动了,今天的精英,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转移到城市来,根本上是因为一个两三千年以来遍布全国草根文化的文脉全部被切断,一个两三千年文化摇篮就完全不存在了。

          所以不要召唤,也召唤不起来,大家还要混饭吃呢。反抗的时代、革命的时代都已过去,现在就是大家顾自己,把自己弄的比较有文化就很好,穿的像样一点、讲话文明一点就很好,洗洗脚、按按摩、喝喝茶,多生活。你一回家就有传统文化嘛,爹妈管着你、三姑六婆管着你。如果你是农村来的,中国文化更多。

          教育需剔除党文化 世界应倾听年轻人

          凤凰网文化:你觉得在急促追赶经济发展潮流的文化激进主义下,当下的人们应该从哪一步开始做起来,尽量挽留一些纯粹的文化呢?

          陈丹青:光开会没有用,光呼吁也没有用,我觉得就是别管文化这一摊,让老百姓自己办,自己玩。管好国防,管一些大的工业、航天就行了,但是60年来它从来没有停止过管制,什么事情都在抓,好事是它在抓,坏了也是它抓,这也是一种文化--党文化。结果就是现在这样。我们活了这么大年纪才明白这是一个党文化,不是一个国家的文化。

          凤凰网文化:这也是你现在渐渐离开媒体的原因吗?

          陈丹青:对呀,我不想说套话,就没什么话了。我巴望最好早日完全离开媒体。而且我们这些50后的年头不是很多了,总是被请来请去,而那些年轻人在想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他们在乎什么,其实我蛮想知道的,应该给机会让他们发出声音。

          但是我比较沮丧的还有教育,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是“权力教育”。因为之前在清华教书,多少还要跟80后、90后沟通,他们都非常可爱,外形上跟我在纽约见到的ABC孩子相差不大,那股单纯气息也很接近,可是一开口一交流,讲的全是“国务院语言”,他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我想起来蛮沮丧的。

          凤凰网文化:你以后的规划是怎样的?

          陈丹青: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攒几个小钱,在每年拍卖上买一些世界的老影集,说起来也挺难受的,买的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影集。日本人打这场战争非常认真的,他一个阶段战事告一段落的时候,立刻会有精美影集出来给全国人民看。我在这些照片里面看到了中国原来的城市,从日军的炮和军队的后面看到了完整的城墙。

          我很想跟人交流这个。其余的,到了我这个年龄,马上60岁,能活着、不生病就很高兴,还规划什么?我被人规划、被你们规划;我走了,又被另外的人规划。就是用来用去的。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
    • 应该说马克西莫夫在前苏联不算什么大家, 是资深画家不错, 但是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名家, 陈丹青自己最喜欢的是普拉斯托夫, 也是前苏联画家,但普追的是俄罗斯老牌画家波列诺夫, 他的学生列维坦(弗拉季米尔之路)非常为中国人熟悉。。。
    • 能不能贴一些近时期美院人的经典作品,好让我们有些业余欣赏?
      • google一下,大把。不过也不会在多伦多展出,看不到。
    • 陈丹青:骄傲与劫难——记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
      本文发表在 rolia.net 枫下论坛陈丹青:骄傲与劫难——记1978—1980年的中央美术学院

      小引

        老校友回忆,“文革”前中央美院附中有位看门老汉,每接电话,头一句总是曼声应道:

        “我中央啊!”

        这不是笑话,真人真事,亦且老汉懂语法,说得并没错:“中央美术学院”一词,主语不是“美院”,而是“中央”。1980年全国青年美展借人大会堂开大会,每张桌子搁块各省的字牌,我理所当然朝着“北京”那桌走,半道给人一把拉开,引去“中直”那一桌。我不懂,问了,原来是“中央直属”之意,意思是中央美院不归北京管。我当下反感:一帮画画的,闹这些名堂做甚?!坐不片刻,就去四川东北那几桌找穷哥们儿抽烟聊天去。

        中央美院的前身是“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名平实。其时 “北平”不是京都,“国立”亦非“中央”之意,而“专科学校”自有专科的规矩——与我在纽约做了十几年近邻的金高先生,即在 1948年入北平艺专,是个民国学生,1952年毕业,可就成了光荣的中央美院毕业生。日常闲谈,她说起美院五十多年前上课的情节:

        原来金高那代学生的一年级教学,竟由徐悲鸿亲自任课,戴泽辅助。徐先生教大家怎样起稿、怎样观察、怎样校正修改、怎样收束一幅画,以至纸张铅笔之类工具用法,都在讲演之列。有位学生自作主张将炭黑涂满全纸,擦出石膏的亮部,徐先生进来,一声不响,亲手抹净,然后告诫全班信守步骤,不可胡来。学生若是出外写生,回校后,徐院长常会自己跑去宿舍看他们的画儿。

        二年级任课老师是谁呢:吴作人与董希文。到了三年级,好规矩大致养成,这才交由李宗津冯法祀等青年教师带学生,包括“解放区”来的画家,其中就有70年代末教过我的林岗先生。“嗨,那会儿他还是个帅小伙子!”金高笑说,“咱们班男生跟他说话,勾肩搭背呢!”

        以上国立艺专的老规矩,今天听来简直天方夜谭:如今艺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谁在教?

        金高的夫君王济达,雕塑家,是1953年美院附中建校第一批学生,只见得徐悲鸿先生一面:“哎呀,当时那份儿崇敬啊!咱们这些孩子在礼堂里排成一溜,挨个儿走到徐先生跟前,鞠一躬。徐先生穿件白西装,坐那儿,朝我们笑笑,点点头,过了没几天,他就死了。”

        那年我才出生。二十五年后考上美院,正是“文革”后各地高校全面恢复招生的1978年,距今,也正好二十五年了。

      二十五年前,“文革”乍歇,百事待兴,所有单位的“老领导”、 “老权威”要么刚刚被“解放”,惊魂甫定,要么政治结论尚在“待批”之际,以致许多重要的官位职衔虚悬着,中央美院院长之名前面遂加一“代”字:怎么代法,不知,谁在“代”,亦不知,一说朱丹,一说古元,一说罗工柳,所以至今我也说不出上学那年“代院长”到底是谁。直到翌年年底,尘埃落定:正式出任院长的,是美术界头号大“右派”江丰先生。

       记得那天全体师生大礼堂开会,文化部部长黄镇起立宣布江丰任命,众皆鼓掌。接着又宣布:“吴作人先生任名誉院长”,又是鼓掌。吴先生穿件中山装,因与隔在桌子另一端的黄镇相距甚远,特意欠身前倾,浅笑着,遥向部长,点头示意。

        江丰复出一事,颇可一说。全国“右派”的正式平反是在1979 年,此前,国中“左”“中”“右”势力尚在明暗间彼此较量,较量的焦点,自然是人事安排,文艺界亦不例外。一时间,院内上下忽儿窃窃议论江丰亦在复出名单之列。此事非同小可:江丰案,牵连美院五六十年代密密麻麻的人事与恩怨,建国后美院头一场重灾便自江丰获罪始,“文革”,是其后的升级与失控,中老年两代教师备受创伤。待局势和缓,我辈上学,于是有“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给我们私下里讲说美院旧账——不记得怎么一来,我所在的油画研究班便有美院60年代老大学生张颂南、老附中生孙景波等几位动议:写大字报吁请江丰复出,看看能否赢得院内老师的签名支持——此举若由教师出面,动辄触及众人的宿疾旧怨,殊不宜,若非及时呼吁,则一旦他人就任,易之晚矣。

        不久,大字报果然写了出来,谁纂的文稿,写些什么,忘干净了,抄写者竟是我,抄完了摊在教室地面,墨迹湿漉漉的。是在夜里,灯亮着,有谁叫了侯一民先生进来看,他看着,意味深长地微笑着,还未表态,当时仍然健在的赵域老师到了——这赵域老师怪人一个,延安资格,进城后据说满可做到师团级之类,却是硬要学油画,结果后半生给了美院了——只见他喜滋滋读了一遍,口气干脆:

        “老侯啊,我看可以,就这样贴出去!”

        我们于是蜂拥下楼,“就这样贴出去”,贴在老美院U字楼正厅的破墙面上。翌日,大字报剩余的纸面签满了老师的名字,凡美院声名卓著的画家,均在其中,恕不一一。

        如今想来,此事真可哀可笑:“文革”后美院高层人事的更易,开其端绪者居然仍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其时大字报余风犹炽,正式禁止的中央规定是在一年之后。而美院这一纸签名是否果真促成江丰的复出,我也懵然不知:或许被用作上报文化部的基层“民意”?抑或高层早有打算?老江丰在美术界销声匿迹二十年,连美院60年代的大学生也没见过他,新生更不了解,大家慷慨激昂要他出山,小半是年轻人欢喜起哄,多半是当年急待局势变化的普遍心态吧。

        不久后的一天,我竟和别的几位同学坐在江丰破烂的家里了。谁的主意,谁引见,说些什么,全忘了,只记得寻到长安街西端一条沿街的胡同口,经人指点,只见老先生坐在小板凳上,佝偻着,活像看管自行车的居委会老头: 这就是那位解放后接管美院即诅咒国画家的极左分子么?(讽刺而合理的是,不少被“错划”的党内 “右派”正是顽固的左派。)这就是那位30年代“一八艺社”的左翼木刻家么?(日后在鲁迅与艺社青年的合影中,我怎么也认不出哪位是他。)他长得和我外婆一模一样,讲话轻声细气……又过了不知多久,一辆黑色轿车轻轻开进美院:老江丰大衣拐杖,慢慢下车,正式上班了。

        那时美院的书记是谁呢?书记是陈沛。这样的延安派老革命现在是看不到了,说话音节顿挫,总像作报告,“文革”中自不免斗过一斗,此后照样披件呢大衣,戴顶干部帽,精神抖擞。1979年寒假将届,陈书记站在大礼堂正中,身后是黑压压刚吃完聚餐的全体师生成扇形环绕着他,环绕着大礼堂撤走座椅的空地,只听他扬声说道:

        “同志们!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 以毛泽东式的手势朝空中猛一挥,他提高嗓音:

        “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语毕,喇叭一阵杂音爆响,随即是被过分放大音量的《蓝色多瑙河》,旋律猛烈,弥漫全场。大家漫入空地,磕碰着,哗笑着,拢腰搭肩,群相旋转,跳起被禁止十多年的交谊舞。

      美院的老师(1)

       投考美院不知院长为谁,但我确知谁将是指导老师:在一份报纸的下端,1978年出现了中央美院招收研究生的广告栏目:

        教授,吴作人。

        副教授,侯一民、林岗、靳尚谊。


        就学两年期间,我们总共只见过三次吴先生:一次由林岗老师领去拜望,只听林岗不称他院长,不叫他老师,只管叫“同志” —那时面对前辈与领导,不像今日,必职称官衔口口声声——第二次是吴先生视察我班,因不识众生,怕漏了哪位,于是同在场每个人握手浅笑,很客气。当天的教诲也仅记得“一幅画,你们要知道画,也要知道不画”。我听了,仿佛大有所悟,现在明白了,却还是做不到。

        末一次便是毕业展览了,照例是对每幅画浅笑点头,轻轻说一两句评语,很慈祥,也很客气,最后在展厅前台阶上与大家合影留念,被众人簇拥着站在当中间。

        尚谊老师,我预先见过的,是在1977年夏中国美术馆全军美展上。我有一画挂在那里,靳先生走过,问了名姓,爽快直接说了一番话,意思是:就这样画,造型可以,色彩还要练!

        我诧异:原来北京名家这样的没有虚饰,面见晚辈即如平辈的同行。而此前此后我所见到的美院中年辈老师,几乎都是这样的不虚饰,不夸张,见人正派而坦然——虽是早经“文革”风雨,不免持重老成,却是洗不掉解放后第一代革命书生的书生气。

        1974年,我曾混在江西几位画家中拜访过林岗先生逼仄的小家。是在夜里,灯光昏暗,詹建俊、赵域、林岗各自一枚小板凳围坐着,人手一册笔记本,听钱绍武朗声宣讲自己的人物素描,时或记录、大笑、诘问,在极细微的什么话题上停下来,安静地讨论。其时“文革”骚乱未止,这些人均在“靠边”状态,顶多是被审慎地起用着,他们既没有被允许讨论艺术,也没有被要求讨论艺术,而竟是这样的坐拢着,兴味盎然,端详一张张素描。我目睹这奇怪而动人的一幕,于今念及,如在昨日。

        1977年我单独拜访詹建俊先生,也在夜里,他一件件取出他的画,耐心等我看完,小心放回去——这慷慨与耐心似乎因他的身高显得格外漫长——他所谓的家只有一间屋子,不到二十平方米吧,画框必须严密地堆叠、抽出、归存。

        那时美院的名家根本没有画室。林岗老师长叹:我们在美院占的地方,也就是油画系教师信箱的那一格小格子。

        初访杜键老师,他正画着年前死去的毛、周、朱。握过手,他侧身让我看画,平静地说:“哪里画得不舒服,你就说。”我居然真的说了什么,而他居然沉吟思忖,与面前这二十出头的小子认真地讨论。

        这都是二十六年前的事了:他们的平均年龄四十出头,早已名满全国,个个没有职称。“文革”抹杀一切职称,而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些:我看不出这几位老师在乎,我们,散在地方的知青画家盼望拜见久仰大名的北京画家,更是谁也不想到是去拜见一位教授 —直到上学后我才知道,侯、林、靳三位甚至连副教授也不是,只为开科招收研究生,美院才向教育部申请了非正式的临时职称。

        是在我们考试的末一日,此前从未见过的侯一民先生走进考场,面对一群陌生人,茫然而稳重地站定,仪表堂堂。在我们南方人看来,他像大部分中央美院的中年教师那样,既非教授,也不是官,却是有威仪、有官相。我被介绍给他,他于是转身看住我,缓缓地开腔:

        年轻人,你们可没给“文革”耽误啊。

        那年侯先生四十六七岁,俨然尊长——今天,我已倏然到得 “天命”之年,面见二十多岁的各地考生,真想大叫:

        年轻人,你们全给考试耽误啦!

        开学那天,老教授出现了:蒋兆和、李可染、艾中信、罗工柳、 戴泽、刘开渠、王合内、许幸之……差不多每位老人的花白头发都向后梳着。我格外心仪的董希文与王式廓不在其中,他们同于1973 年郁病而死。我远远端详这群劫后余生的老画家依次走进会场,不知道他们谁是谁,班中老生随即悄悄指点。未经指点便即吸引我注意的是位漂亮的老头:白胡子、木手杖,目光炯炯,环视全场—— 叶浅予先生。多年后在哈佛与巫鸿夜谈,说起“文革”初年附中学生痛殴叶浅予,巫鸿在场,惊怵不堪,以至奔回宿舍以拳击墙,不久,巫鸿也被打成“反革命”——我至今记得这群老教授进场的一瞬,全体流露恍然“复出”的神情:十年动乱,他们终于重回讲坛,以被尊敬的方式面见后生,他们轻微地欣悦而亢奋,显然与开学仪式暌违已久,同时,又分明流露轻微的不适,或可解读为隐秘的心有余悸,满座青年,恐怕使他们不由得忆及在同一场所被晚生批斗的往事?

        那是令人动容的瞬间,介于辛酸与侥幸之间。我随即留意到老教授们另有一种集体气质——真是好不难说,并非因为名声与年龄 ——使他们与中年教师截然不同。那是什么气质?如今我有了简单的结论:他们全是民国人,和他们的老院长一样,只是比徐先生命更长。

        那次会见的详细,统忘记了。之后一年,另两位50年代便即出局的美院才子调回母校。一是朱乃正,放逐青海二十年,一是袁运生,发配东北十七年,他们都是“右派”分子,当年被扫地出门时,才不到二十岁。他们却有着我久已熟悉而与美院老师相异的另一种气质:是“右派”的,因我父母均为“右派”;也是江湖的,因我是“文革”江湖的晚生。运生老师其时才画完机场壁画,我们头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头一次看到中国人画这样的画,那天他探头进门寻找孙景波,头发蓬乱直竖,刚从云南写生回来。乃正师与景波相熟,到美院那天在我俩合住的宿舍长谈竟夜,上海人,中低音,与之对几句沪语,一时仿佛忘年交。临睡,我就隔壁同学上铺,乃正师在我铺上欣然留卧,翌日告诉我,那是他被迫离开二十年后,头一次走进校尉胡同五号母校大门。

      美院的老师(2)

      忽一日,有位消瘦的老者在U字楼走廊向教室内张望,如那时所有复出者,面目沧桑而兴奋莫名:是冯法祀先生。那时我不知道谁是冯法祀。我们随即被叫到隔壁教室:一幅大画横在那里,调子灰暗,气氛肃杀,是冯先生50年代创作的《刘胡兰》,满篇尘土,内框严重倾斜——上个月我在中国美术馆装修完毕的新展二层又见到这幅大画,立时想起初见冯先生——“你看这里!”他拉着我直指画面中铡刀下的血迹,“我专门杀了一只鸡,对着鸡血当场写生啊!”

      这位刘胡兰的歌颂者也是老“右派”,那天他获准调离流放二十年的戏剧学院,回到他早年执教的学院。他与艾中信先生40年代即追随徐先生左右,不久,就在系办公室听他俩争先恐后慷慨激昂讲说徐先生旧事。

        徐先生走得是忒过早了。他要是亲睹弟子们日后的际遇,还会以他“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座右铭相予教诲么?

      --

      美院的学生

      “文革”时期的上海,我有位英俊画友,见面看画,神色鄙夷:

        “你不懂色彩。色彩,要浓郁,你懂吗?”他漂亮而严厉地盯着我,教我“浓郁”二字怎样写法。再就是关于我的“笔触”,他也鄙夷得有道理:“要拙!拙,你懂吗?”

        我们背地里叫他“浓郁”。“浓郁”传达了他的老师的结论:上海人基本上不懂油画。

      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年跟随的老师,是一位分配到上海的中央美院油画系毕业生。

        在我学画的年代,一位出身中央美院的画家必是被外地同行们随时提醒着他的出身,远远地敬畏着,奈何不得——不因这家伙画得怎样,也不因他姓甚名谁,而仅仅因为他的出身:

        “中央美术学院”。

        我未曾想到的是,不但外地,即便到了外国,出身中央美院的家伙仍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身份,仿佛党员。有几回纽约穷哥们儿聚会,电话通知,对方竟是卑怯:“你们中央美院同学聚,不合适吧?!”日后我与一两位海外校友终至疏远,便实在是看不起他们吃饭走路、见面握手的一脸“中央美院”相。

        画友“浓郁”后来倒是并没投考美院,“文革”收束,他娶了拉丁女子,去了意大利国了。

        今日的中央美院恐怕应该改称“北方美术学院”:上海人在考生中早已绝了迹,江南人也稀罕得很。如今中央美院的考生“大户” 是哪儿呢:东北、山东、河南、河北……怎么会呢?我离开太久,不得知。在我上学那两年,各系同学的来路广得多了,单是我这一届便有五六位上海人,近二十位江南人。而中央美院建院初期的青年教师中,据尚谊老师给我计算,全院只有三位真正的北京人: “我、詹大、侯一民。”上辈师尊,更是绝少北方人:徐悲鸿苏南人,吴作人皖南人,古元、李桦、罗工柳广东人,董希文绍兴人,江丰本贯浦东,死后遗嘱是骨灰撒在黄浦江。

        说来这也是民国的渊源了。我总以为旧上海其实等于纽约,人往那里跑:小小美术圈,除去日后留在南方的老画家,就我所知,或暂或久涉足上海的中央美院老前辈便有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叶浅予、吴作人、董希文、许幸之……而美院两代中老年教师,倒反不倨傲,不轻佻,大抵平实自尊,这些“美院旧部”说起“美院旧事”,还对美院历年的身世际遇,摇头叹息,虽则叹息之中,还是对美院的牵挂与惜爱。

        话说得远了,还得说回来。

        1998年,美院号称建院八十年,解放前那段不算,此后五十多年的毕业生论百上千,我所熟识的,只能是78届本科班与硕士班老同学。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之中,有昂然入仕的,有翩然出家的,有成功成名的,有默默单干的,有远在域外的,自也有告老退休的——数说老同学,唯在老同学群集之时才有意思,此处叙述,别人怕未必有兴味听,而所有艺术学生的生活大抵一样。在我的记忆中,老同学们无非是在美院破食堂欢声哗语排队买饭,在U字楼入夜的灯光下忽然窜到旁系教室寻衅笑闹,或中夜翻墙走去吉祥剧院吃水饺,吃完,自亦翻墙回来。我记得宿舍过道警告关灯的铃声忒过惊心,某夜抄条木棍,上前一挥,将那铁铃给砸哑了。

        此后八九十年代入学的学生,多有豪杰,譬如留校的刘小东,下海的方力钧等,都是我佩服的才子。我虽是讨厌一切因名校背景而高视阔步的活傻×,但美术界看来看去,有时倒也暗中佩服中央美院——近年前卫圈出格出众的恶作剧,稍一打听,十之五六是在美院泡过一泡,而后在外聚众滋事。譬如动辄脱光了弄作品的张洹,河南人,原在美院进修班混了两年;宋庄有位女子****宾馆群妓,那录像直见性命,问起来,也是美院的晚生;我还得认识一位小女生,毕业前好好画着规规矩矩的油画,来年就献身“行为艺术”,足足熬了好几斤人油……数十年来,论人才辈出、论活力外泻,中央美院确乎是一肇事的渊薮,成才的窝点。而其中最有种的老叛徒,即“文革”期间大学毕业生,名叫栗宪庭。

        类似的坏名单开下去,恐怕真不少:我所以暗中佩服中央美院,不为混迹校内的骄子,而宁是野在校外的逆种,他们是美院“正传”的“异类”,却反证了中央美院之所以是中央美院——远溯五十多年前,接管美院的军代表艾青、出掌美院的江丰,便是民国年间理当通缉远避延安的老牌文艺逆子,侯一民李天祥二位尚在十八九岁年纪,明里是学生会头目,暗中是北平市地下党员,哪里肯安分守己。再上溯七八十年前的徐悲鸿,意气激昂,挑战祖制,私奔东瀛,远赴巴黎,事事争风气之先,岂不更是“五四”一代艺术家老牌逆子中的头牌?

        美院是大气的。毁誉不论,有一个美院摆在那里,人会到里面去,又会从里面走出来:进去出来,出来进去,同是美院的学生,日后可以是不同的艺术家,走不同的路,做不同的人。

        而时代曾经欺负美院,美院也不免欺负学生:在我毕业那年,有一天照例在U字楼长长的走廊走,老校友朱乃正远远招手:“过来,过来,有件东西给你看。”

        那是一枚陈旧的毕业证书,证书首页端端正正的黑白照片上,是十八九岁一脸稚气的朱乃正:作为“右倾”的惩罚,这份毕业证书扣留不发二十年,那天早晨,校方刚刚把证书发还给行将五十岁的老同学。

      今天,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惭愧,眼下我正在艺术学院混这份莫名其妙煞有介事的差。每年我得重复填写同样的表格,重申我是男性、多大年龄、在什么单位、是什么职称……但我拒绝填写所谓“科研项目”这一栏。在当今所谓“学科建设”叫嚣“专业划分”的闹剧中,“科研”,一个外行词语,竟公然霸占着艺术学院的教学表格。讽刺么?不,这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二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不记得在学两年间校方讲过什么科研与教学:上课头天,我们围着靳先生团团坐好,他就说:“文革”过去了,大家静下心来,不搞运动,不搞教条,好好搞学术。什么是学术呢,靳先生忽然伸出右手掌,一句一句道:

        你们看,手!皮下面是肉,肉里面是筋,筋里面是脉络,是骨头。你画这只手,就要画出皮、肉、筋、脉、骨!

        侯先生讲课扼要简单:我调出一块军装的青灰色,得意了,等他夸,侯先生看看军装,看看画,笑眯眯地说:“你再调,你还得调,你得调到说不出那是什么颜色,才是好颜色!”画鞋子,他走过站一站:“记住,要画脚,不要画鞋子。”然后笑眯眯走掉了。

        有一天,林岗老师忽然叫我出教室 :“丹青啊,就像你当知青那会儿大胆画,你怕什么呢!”他在过道的暗影里很殷切地对我说,急得眉毛皱起来。

        是的,在学两年,我能记得的教诲就是这么几句话。艺术教学是什么呢,艺术教学就是几句话——虽是几句话,还看谁在说。

        徐先生的教导我辈是听不成了。那年靳先生给我学过徐先生的江南口音:“要画一万张素描。”如今全国美院历届学生的素描怕有百万千万张吧,黑黢黢,脏兮兮,面面俱到而面面俱不到,没有感觉,没有斯文,没有灵性,没有人味道,那是绘画的绝路呀——我真想听听徐先生怎么说。

        奇怪,现而今,这样的素描还数中央美院考前班孩子画得顶顶好,前时我在校尉胡同一所地下室的考前班墙上领教好几张“中央美院”派的素描范本,和文艺复兴素描大统毫无关系,和徐悲鸿手订的素描小传也毫无关系,可也叫我真佩服:在我混饭吃的学院,怕是四年级本科生也画不出来。

        如今素描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考试收钱;教学也是个伪问题,真意是为众人的饭碗——艺术学院,现在“学院”重要,“艺术”次要,很次要。

        贡布里希说:“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艺术是得跟人走,人在艺术在,人在教学在。昔年上海、杭州、北平三家艺专不相让、不买账,还真有点学派的模样。据江南老牌艺术学生说,上海艺专讲的是米开朗琪罗、凡·高、毕加索,杭州艺专则言必称拉斐尔、塞尚、马蒂斯。北边呢,徐先生临过伦勃朗,推崇法国的大卫,佩服俄国的列宾,赞赏延安的古元,主张“为人生而艺术”,画的是“田横五百士”,素描人体亮出来,品相端正,至今也还没人画得过。

        再譬如中央美院建立三所工作室:吴先生果然有比利时一套;罗先生果然有苏联一套;董先生被说成“油画民族化”一面旗,下笔有敦煌的遗韵,青瓷的风采,可他弄的毕竟是油画,解放前在越南转手学过一点法国的意思……总之,三家工作室,一路是一路,一家是一家,直到“文革”全作废。此后作风,靳先生说的是实话:到他这一代,全是苏联那一套。

        苏联那一套也实在有一套,早先苏联的革命画,我们至今也还画不周正,学不像。可我近时看见八九十年代梅里尼柯夫主掌的列宾美术学院,面目全非,只剩一块牌子算是老字号——说开去,如今的北大哪里是蔡元培的北大?如今的清华哪里是梅贻琦的清华?

        然而还是叫北大,还是叫清华。

        不足怪。中央美院早已不是徐悲鸿的中央美院,中央美院早已不在帅府园——不足怪:人活一世,脱胎换骨,何况一所偌大的学院。中央美院五十多年来怎样脱胎换骨,怎样物是人非,我仅待了三年,没有资格说,但见此后人才英才怪才庸才一届一届冒出来,足见美院活力盛,美院性命长。有句话倒是说出大实情:人问清华领导,清华教学有什么好方子?回答是:因为考生好。好考生冲着老牌子,一年一年自会来。这道理移来中央美院说,也是一回事。

        只是当代中国,艺术算老几?七年前中央美院被连哄带逼迁出帅府园,暂居酒仙桥,落户花家地,似乎又有希望在……中国教育有“希望工程”一词,真是会说话:“工程”怎样且不管,“希望” 总可以不断不断“希望”下去吧。

        巴黎美术学院仍在巴黎旧址。列宾美术学院仍在彼得堡旧址—在北京市中心,中央美院总算被彻底拔除,扫荡干净了。今岁,U字楼、留学生楼、南楼陈列馆将陆续夷为平地——狠好,狠好,免得走过看见,徒然念旧。全中国今已面目全非,美院算什么?美院迁移,说破了,事属公然的驱赶,批块野地,拨几亿钱,不是打发,不是安抚,是对艺术的轻蔑,深刻的轻蔑。

        帅府园旧址不足惜,只要“中央美院”牌子在,仍然可骄傲。一部“中央美院史”是一部“骄傲史”,在一代代师生继往开来的枉自骄傲中,别忘了早先“文革”的屈辱,别忘了近前这笔深刻的轻蔑。

      2003年10月15日


      摘自陈丹青杂文自选集《退步集》更多精彩文章及讨论,请光临枫下论坛 rolia.net